【基本案情】

樊某，男，因犯诈骗罪、盗窃罪，2011年被垣曲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6万元。服刑期间已获减刑两次。2022年10月晋城监狱又对樊某提请减刑7个月。经检察机关审查同意后，案件送交法院。晋城中院立案后，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法庭调查环节，合议庭坚持“八必查、两听取、两了解、三参考”，即严格审查核实刑罚执行机关报送该犯的八项必备考核材料，认真听取监区干警、同监舍罪犯作为证人出庭对该犯改造情况、日常表现的陈述，全面了解该犯的身心状况，综合其犯罪次数、犯罪情节、社会危害度等予以评定。通过实质化审理，合议庭认定该犯确有悔改表现，遂当庭宣判，裁定对樊某减去余刑。

【典型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减刑、假释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充分体现司法公正，杜绝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近年来，晋城中院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积极探索推动减刑、假释案件庭审方式改革，坚持“八必查、两听取、两了解、三参考”，强化法庭调查等工作环节，切实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确保案件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相关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论形成在法庭。

2022年，晋城中院审结减刑、假释案件500件，当庭宣判173件，当庭宣判率34.6%,这样大批量的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当庭宣判，在全国尚属首例。通过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当庭宣判，让“阳光审判”走进高墙，提高了裁判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利于服刑罪犯在减刑、假释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于激励罪犯安心改造、促进罪犯回归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基本案情】

2019年4月19日，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商贸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借款550万元，利息按月支付，月息2.6%，每月18日之前预付下个月利息。合同签订后，商贸公司向房地产公司转账550万元。当日，房地产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的账户向商贸公司转账143000元，收据载明系付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5月18日的利息。房地产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至2021年3月31日，剩余本金及利息未予偿还，商贸公司诉讼在案。

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案某商贸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550万元借款交付某房地产公司的当日即收取了房地产公司预付的143000元的利息，虽然与前述法律规定“与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有所不同，但无本质区别，属于变相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故借款本金扣减该143000元后为5357000元；同样，利息应以5357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进行计算，多支付的利息折抵本金，经法院核算，判决某房地产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386793.75元，并按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计算利息。

【典型意义】

民间借贷中，在提供借款时，出借人利用其强势地位，常常直接从借款本金中预先扣除部分或者全部利息之后，再将借款本金出借给借款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砍头息”。人民法院对“砍头息”予以否定评价，因为出借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行为损害到借款人对借款资金完整性使用的预期利益，并导致变相提高借款利率，加重了借款人负担。实践中，“砍头息”的表现形式可能非常隐蔽，如出借人在交付全部借款本金的当日或次日即要求借款人支付利息，或者通过借款人的其他账户转账支付或现金收息，或者以中介费、手续费、服务费等名目变相收取利息。本案即一起非典型的“砍头息”案例，人民法院扣减借款当日支付的利息，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来认定借款本金并计算利息，减轻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在民间借贷行为活跃的当下，本案的审理一方面警示出借人切勿贪婪，不要有侥幸心理，试图规避法律；另一方面提醒借款人，如遇到被收取“砍头息”的情形，要有意识地保留证据，勇于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某生态公司是一家从事苗木培育生产业务的外地企业，因经营需要拟使用某村委集体所有的农用地用于苗木培育。在当地政府的见证下，双方于2012年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双方均按照合同履行各自义务。但2020年起，生态公司未能按约及时支付土地租金，村委经多次催要无果便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生态公司支付年土地租金318.6万元及利息，并支付年租金20%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村委主张的年土地租金及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对生态公司抗辩企业系因疫情不可抗力的持续影响，其不应支付违约金的意见，未予以采纳。生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2020年突发疫情，是本案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且无法克服、无法避免的客观情况，应认定属于不可抗力情形。生态公司租赁土地所从事的苗木栽培及对外销售业务，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受疫情影响，合同履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联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对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如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该方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结合上诉人提出要求免除违约责任、延期付款等请求实系要求对合同相关约定进行变更的事实，本案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免上诉人2020年度迟延支付租金50%的违约责任。

【典型意义】

近年来，因受疫情影响而违约导致民事案件大量增多，特别是商业用房租赁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往往以受疫情影响，构成不可抗力为由抗辩主张免责，在此种情况下是否减免违约责任，应区分具体情况，考量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对义务履行的具体影响，不能简单地全有或全无。本案中，在当地政府为疫情防控明确实行停产停业以及复工复产具体政策的情况下，外地民营企业遭受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合同正常履行受阻未能按期履约，如果仍让承租企业按原合同约定标准承担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不利于承租企业复工复产，加重了企业负担。本案二审，严格界定合同履行受到的暂时性、阶段性影响及关联程度，恪守《民法典》的公平原则及情势变更制度酌情变更合同内容，贯彻最高法院相关指导意见“共担风险、共渡难关”的司法政策精神，依法调整企业承担的违约金。

该案对涉疫情商业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起到了示范指导作用，依法平等保护外地企业的合理合法权益，彰显了司法温情和人文关怀，提升了外地民营企业的司法满意度和获得感，是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助推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系某高层住宅小区12层的业主，被告张某等人系原告楼上13层-33层业主，该小区由被告甲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2020年7、8月间，原告房屋与13层之间的卫生间下水主管道两次发生堵塞。因13层未装修入住，管道堵塞后大量污水经13层渗透至楼下的赵某房屋。经物业公司疏通发现第一次堵塞物疑似为水泥块，第二次堵塞物为大块抹布。事后，因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赵某将小区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楼上的13层-33层的业主诉至法院，要求上述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经鉴定，房屋装修损失估值为9783.9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未举证证明下水管道具有质量问题，故对其要求小区开发商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物业公司接到业主通知后，将应当日完成的“急修”次日才进行处理，对于原告财产损失扩大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在物业公司未及时处理的情况下，也未另行寻找工人及时维修、疏通管道，对于自身财产损失扩大同样具有过错，亦应自担部分责任。关于其他业主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共用下水管道堵塞，显然系楼上住户未能正确使用共用管道导致。因高层住宅实际侵权人难以确定，而由受害人来证明具体的侵权人，对其举证能力的要求过于严苛。如果仅因受害者无法举证具体侵权人就不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不仅置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于不顾，也不利于提高高层住宅业主维护共用设施和环境的意识。因此，本案判决由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共用排污管道相邻各方对受害人给予适当补偿原告3000元（每户150元），物业公司赔偿原告财产损失3000元，原告自行承担3783.9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高层住宅共用管道使用不当造成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高层住宅业主之间因用水、排水等使用共用管道在多楼层间形成相邻关系。随着高层住宅增多，此类纠纷时有发生，但又往往不能查明致损源头、无法确定实际侵权人。此类纠纷中不能查明具体侵权人时，其他业主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目前并无明确规定。高层住宅不当使用共用管道致害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分配，不仅涉及被侵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也涉及到引导社会公众规范使用高层住宅共用设施的问题，既需要着眼保护权利、制裁侵权，还应当以案为鉴，为社会公众划出行为的边界。

本案二审综合考虑了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与受害人的举证难度之间的冲突，受害人受损与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之间的冲突，楼上各住户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合理划分了举证责任，判令楼上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住户对受害人损失给予适当补偿，既是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也对警示高层住宅业主共同维护共用设施具有积极意义。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是上海某公司负责人。2019年，在办理公司登记业务中，发现自己征信存在瑕疵未能顺利办理。随后通过“天眼查”发现2016年自己被某公司冒用身份信息登记为该公司监事，登记材料中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的是其此前丢失的证件。陈某以行政审批机关作为登记机关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为由，于2021年5月11日诉至法院要求行政审批机关履行撤销登记的法定职责。法院认为该案属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在提起诉讼前应当先行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因原告陈某未向被告行政审批机关提出申请，法院以陈某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2021年11月1日，陈某向行政审批机关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公司设立登记。行政审批机关向陈某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后陈某再次以行政审批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法院认为，陈某此次诉讼的目的在于撤销行政审批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但仅凭此撤销之诉难以实现陈某撤销公司监事身份的目的。为避免程序空转，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承办法官透过表象法律关系，研判真实诉求争点，靶向开展化解。与行政审批机关进行协商沟通，达成由原告陈某重新提交申请，行政审批机关与市场监管局积极对接，对第三人公司冒名登记一事进行调查。最后对第三人公司以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进行公示注销。至此，本案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原告提出申请，要求撤回上诉，二审法院准许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随着法治建设不断进步，如何实质解决行政争议，防止诉讼程序空转，成为行政审判工作的新课题。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思想贯穿在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各环节，坚持能动司法，“穿透”被诉行政行为，不就案办案，探究真实诉求，直接指向解决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的权益纷争，在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裁判的前提下，与被诉行政机关沟通协调，形成化解纠纷合力，一揽子解决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关的争议，不仅实现了程序结案，而且有效解决了当事人的实质诉求，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政和。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耐火公司与被执行人某节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查明耐火公司向节能公司预付货款后，节能不能按时交货，且未在指定期间履行返还货款的义务，导致耐火公司即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法院依法冻结节能公司的银行账户，因无资金可供执行，随即查封了节能公司的厂房设备。

执行过程中，法院调查发现节能公司系我市招商引资而来的民营企业，因前期投资较大，叠加疫情原因停工停产，现节能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金组织复工复产，如拍卖生产设备，无疑将会给节能后续经营带来更大的困难，甚至面临倒闭风险。执行干警再次对节能公司财产进行细致调查分析，得知节能公司拟进行升级改造，淘汰一批原配置的磁性调压器，而这些调压器有较大回收利用价值。执行干警随即转换工作思路，把这批调压器尽快变现以解决双方难题。从“背对背”调解到“面对面”履行，法院干警不懈努力，反复与当事人沟通，协调拆卸、运输、费用承担等事宜，双方最终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并在法院主持下完成设备交接，该案得以顺利执结。涉案的两家企业现金流压力均得到缓解，实现双赢效果。

【典型意义】

本案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充分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被执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履行能力，对确属暂时经营困难但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慎用强制执行措施，采用“活水养鱼”的执行方式，把握执行时机，讲究执行策略，通过妥善灵活的执行举措能动解纷，最终促成申请执行人债权尽快兑现，也帮助被执行企业走出经营困境。

办一案“救”两企，本案的圆满执结是执行法官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既注重执行力度，也注重执行温度的形象展示，更是执行法官灵活运用执行手段，在强制执行和市场主体保护之间求得最优解的工作思路的生动体现，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了法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