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与员额法官有关的话题，题目叫：不能把“依法裁判”作为僵化司法的挡箭牌。当然，这儿的依法裁判是加引号的。

去年以来，从“天津大妈摆射击摊案”到“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再到“山东聊城刺死辱母者案”，几个案件的一审判决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质疑，社会公众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法院，司法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可以说，司法裁判如果不为大众所接受，司法权威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是法官没有依法裁判吗？从这几个案件的一审判决看，法官正是依据法律规则裁判的。难道这种裁判结果是立法者想要的吗？显然也不是，法律的正义性是立法者永恒的追求，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的出发点都是要追求公正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法官的职责就是查明事实并依据法律规则裁判”，这种看法忽视了法律的局限性。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就有局限性；法律要求相对稳定，但社会生活却是多变的，因此，法律存在漏洞永远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法律需要不断地修订完善，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多数案件，按照法律规则裁判，就能实现公正，就能够被公众认可；但也有少数案件，按照法律规则裁判，就会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况，就会遭到公众质疑。这种冲突虽然不多，但却无法避免，不管在刑事、民事、还是行政领域都是如此，这是成文法的局限性所致。我想，这就是少数司法裁判虽然也是依法作出，但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可的原因。

那么，在遇到这种冲突时，法官应该怎么办？有人认为“法律规则制定得合理与否那是立法者的事”，这种看法忽视了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的创造性。法官不是适用法律的自动机器，当一个案件严格适用法律规则，但结果明显不合乎情理时，法官应当从法律原则、立法目的、法律价值等出发去弥补法律漏洞，去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从而得出一个情理法相融的裁判；而不能只讲合法性、不讲合理性，把“依法裁判”作为僵化司法的挡箭牌。情理是立法的基础和指引，法律适用的结果理应合乎情理，这取决于法官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去适用法律。“天津大妈摆射击摊案”二审被改判缓刑、“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再审被改判无罪，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适用之间，法官拥有充足的释法空间。这种案件，最体现法官的司法能力，也最能体现法官的价值。

2001年，在四川泸州宣判了一个案件。说的是四川泸州的一对夫妇，结婚三十多年的时候，男子与一位年轻妇女在外同居生活。过了几年，这个男子患上了不治之症。男子便立下遗嘱，并对遗嘱作了公证，遗嘱载明这个男子名下的部分财产在其死后归年轻妇女所有。男子去世后，男子的妻子拒绝执行遗嘱，年轻妇女诉至法院。

当时，社会公众对这个案子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有人认为，年轻妇女的要求应该得到法院支持，因为遗嘱是男子真实意思表示，并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即使年轻妇女有“第三者插足他人婚姻”的道德问题，即使男子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观念，但这些均属于道德问题，不能因为道德问题而影响法律上的判决。有人认为，年轻妇女是“第三者”，男子将部分遗产交给“第三者”，是不道德的。如果法院将遗产判给“第三者”，这是变相支持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人则认为，男子订立遗嘱本身就是有违社会公德的，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违反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即使在法律上，法院也应当判决遗嘱无效，支持妻子一方。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认定男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属于无效民事行为，驳回了年轻妇女的诉讼请求。该案例被称为“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并成为法学院教学的经典案例之一。但现在我们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法院严格按照继承法相关规定，认定遗嘱有效并支持年轻妇女的诉讼请求，裁判效果又会如何呢？

员额制改革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想，作为一名合格的员额制法官，应当要认识到，尽管立法者并不愿意，但法律规则时常会出现漏洞，这是成文法与生俱来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当我们遇到这种冲突时，也应当要认识到，弥补法律规则的漏洞，避免机械适用法律导致司法裁判违背人之常情，是法官的分内职责，更是法官应有的担当！正如于院长所说的法官的第二种境界，不仅要讲法，还要讲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我理解就是情理、就是中国的道德人伦和常识、就是社会普遍正义观。只有这样，我们的司法裁判才能被社会公众所广泛接受，才能取得法安天下与德润人心的有机统一，才能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